母亲的丧事

母亲的“三日”和“五七”合并在一天内进行,祭奠时要烧掉她生前穿过的衣服。

【新春走基层·记者回家】一年一度,回乡过年后的“我”又与你相见。拥抱亲情的“我”,卸下在外的一切武装,以儿女与记者的双重视角,感悟生活冷暖与时代脉动:

70后的“我”,以合乎期待的习俗办完了母亲的丧事,方能独自一人涕零;80后的“我”,父母坚守传统信仰,只为游子回家时还能寻回儿时的年味;90后的“我”,试图逃离逼婚的恐惧,又渴望“疾驰回家的列车再快一些”……

此刻的“我”和你一样步履不停,为梦想,更为下一次更好地回家。

我特别能理解某某到家时“没有哭”的表现。我不相信自己的亲生母亲去世后,他会不悲伤,但在众目睽睽之下,我想他和我一样,内心是抗拒这种大哭的。

2018年2月4日晚上,农历腊月十九,我接到母亲病危的消息,乘坐上海浦东机场当晚仅有的一趟航班飞济南,再打车直奔七十多公里外的老家。

路上父亲来了几次电话,均是问我到哪了。我有不祥的预感,但没敢问。父亲也没说。

到村里时,已近凌晨两点。我下车后一抬头,看到村老年公寓三楼父母住的那个房间点着灯火。原先的预感愈发强烈,但还是不愿相信。

直到推开门,看到母亲穿着寿衣躺在一张小床上。

进门大哭

母亲是那天晚上10点50分左右咽气的。在我抵家之前,按照老家习俗,她的丧事已经开始了。

事后我了解到的情况是,先由弟媳帮她擦净身体,穿上寿衣;婶子做了一个元宝放在床头,点香插在盛有小米饭的碗里;五服内的本家族成员陆续赶到,一起等待作为长子的我回来给母亲指路。

在进屋之前,我对家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。我当时应该是呆住了,感觉到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。就在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母亲生前多次跟我提及那件事的用意。

起初,母亲像是不经意讲给我听的:说村里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某某,在得知其母去世后回家奔丧,进门后只叫娘,没有哭,村里人很是笑话。

母亲所指的那种哭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伤心流泪,而是在众人面前的放声大哭。它是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的重要特征,被赋予多种内涵,既表明生者的哀痛,又与孝道密切关联。

而在我看来,现实情形可能恰恰相反,比如,在葬礼上哭得最凶的那个子女,很可能生前是最不孝的,因为他(她)需要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孝。

所以我原本并不以为意,但母亲几次三番地讲,我就寻思:她莫不是在暗示我?

直到此时,我终于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。她担心在自己离开时,出门在外的我可能因为表现得不合习俗,与某某一样遭受众人嘲笑。

于是我跪下,大哭。

经历了母亲的丧事,我才真正理解,在农村,一个人的去世,不仅是自家人的事,更是整个家族乃至村庄的公共事件。子女不过是一系列丧葬活动中的一环。大部分时候你是被动的,只需按照主事人的要求做就行。但在某些特定时候,如进门之时,你需有符合众人预期的表现,否则可能遭到非议,甚至给家人带来压力。对于我们这些通过考大学离开家乡的人来说,更是如此。人言可畏,母亲生前担心的就是这个。

所以,我特别能理解某某到家时“没有哭”的表现。我不相信自己的亲生母亲去世后,他会不悲伤,但在众目睽睽之下,我想他和我一样,内心是抗拒这种大哭的。

实际上,我真正感到悲伤是从丧事结束次日开始,仿佛一个被打了麻药的伤者苏醒过来。我在县城宾馆开了个房间,一个人哭。

最后一眼

进门哭完,主事的二婶子将我搀起,揭开母亲脸上盖的那张黄纸,让我看一眼后旋即又盖上。我注意到,母亲的面容竟比病痛中的样子好看了许多。我很想多看一会儿,且那张黄纸盖在脸上实在别扭,便鼓起勇气问能不能拿掉,被告知,不行。

那个晚上,我几次想揭开黄纸再看一眼母亲,或者用手机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,最终什么也没做。后来上网查询得知,盖黄纸是有说法的,据说是代表死者与生者阴阳两隔之意。

之后,二婶子要我给正襟危坐的小叔叔、小婶子磕头。他们夫妇恰恰是让母亲生前受伤害最重的人,已经多年没有踏入我家家门。

指路回来后,做好明天出殡的安排,长辈离开,堂兄弟则都留下,陪我和弟弟一起给母亲守灵。我看到他们有的已很困倦,便劝其回去休息,但无一离开。后来知道,这也是规矩。

天终于亮了。母亲去世的消息在村里扩散开来,有人来到临时搭建的灵堂处送烧纸。几年前村里定下规矩,吊唁者不必送花圈。孝家也不用再穿孝服,以臂章和白花替代。

灵堂设在老年公寓楼旁边的路口处,简单得不能再简单:地上铺一块塑料布,一张方桌上面放着母亲的牌位,几样供品。

作为孝家,我和堂兄弟们跪在灵堂两侧,向前来拜祭的亲戚们磕头,对送烧纸的本村村民也要一一跪谢。后来我听一个同学说,按他们村的规矩,老人去世后三天内,对本家族之外的所有村里人,儿女见到后也要磕头。

第二天一早,大堂哥驱车送我到大舅处报丧。路上,堂哥接到家中不知谁打来的电话,叮嘱我到大舅家后一定要先哭。

报丧后我们即返回。由大舅通知小舅、小姨等人,让他们以母亲娘家人身份来吊唁。根据习俗,女性故去,只有在娘家人到场后才能出殡。

九点过后,当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时,小舅、小姨一行人到了。小舅一家是从外市驱车一百余公里赶来的。小舅与母亲长得很像,多年未见,看到他白发苍苍的样子,我很想跟他多聊几句,但场合不便。最多不过十分钟,他们一行又匆匆离开。然后,母亲的遗体迅速被抬上殡葬车。

一点改变

按照既定安排,一位堂哥和两个本村村民随殡葬车去火葬场,其他家族成员在家等候;接到火化完毕的消息后,两边一起往墓地赶。

在此之前,弟弟已先赶到村东南的集体墓地,为母亲选择了一处墓穴。出发前,有亲戚给我和弟弟一人一顶帽子,要求戴上。我们去时戴了,后来又被告知只需返回时戴。

作为长子,我在墓地门口迎接母亲的骨灰盒,捧到选定的墓穴处。只要起开上面的小石板,将骨灰盒放入再盖上石板即可。这种新型墓穴是村里推行丧葬改革的产物。我记得三十年前奶奶去世时也是冬天,地已上冻,需要多人连夜挖出一个足以放入棺材的大坑,很是费力。

不到11点钟,母亲的丧事基本办完。之后到预订的饭店里吃饭,以致谢前来的帮助者。

如果按旧俗,还要给母亲过“二日晚上”(死者下葬后第二天晚上亲友再次拜祭)、“谢客”(死者亲属到前来拜祭的亲戚家一一回拜)、三日、三七、五七等。但近几年的丧葬改革卓有成效,这些环节大大省略了。

经长辈们商议,决定只给母亲过“三日”和“五七”,且合并在一天内完成。主要是到墓地摆几个菜祭奠一下母亲,同时烧掉她生前穿过的衣服。

二婶子过来提醒,要花一百多块钱糊头纸牛,到那天上坟时烧掉。一般是由闺女糊,母亲没有闺女,得由我糊。我说要不算了吧,二婶子明显不悦,丢下一句“那让你娘喝脏水吧”就走了。

民间的说法是,母亲要去的阴间,既有净水也有脏水,糊一头牛的话,可以用来替母亲喝掉脏水,如果没有这头牛,便得由母亲来喝。

我和父亲商议后,决定在黄纸上写上个“牛”字,来代替那头纸糊的牛,跟包括二婶子在内的几个婶子说了后,她们均表示同意。

现在想来,这应该是在母亲丧事中我所做的唯一一点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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